1975年春天，北京郊外的功德林战犯管理所公布了最后一批获得特赦的名单。沈醉万万没想到，他曾以为最为“积极改造”的周养浩会在特赦的时刻，做出一个震惊所有人的选择：他突然放下了二十多年来的伪装，毫不犹豫地露出了真正的面目。这场隐藏多年的“好戏”，终于在最后一刻迎来了结局，而周养浩的结局，也成了他一生中所有精心算计的讽刺。
上世纪50年代末，周养浩在功德林战犯管理所成为了典型的“模范战犯”。他曾是法学院的优秀毕业生，具备出色的口才和法律知识。在集体学习时，他常常积极发言，用看似真诚的语言表达自己的悔过之心。比如有一次，他在检讨中说：“作为一个曾经的法律人，我深知错误的代价。我的悔过，不仅是为了特赦，也是为了对得起社会和人民。”听上去无比诚恳，甚至让一些同样被关押的战犯都不禁点头称赞。
展开剩余85%在劳动改造方面，周养浩也表现得极为勤奋。他干起活来非常迅速，总是冲在最前面，无论是扫地还是搬运物资，从不挑剔任务。管理人员也曾评价他：“周养浩是最配合改造的一个，他从不抱怨，还时常鼓励其他战犯努力学习。”因此，周养浩在管理所内成了宣传的“改造典范”，他被频繁提到，甚至作为“学习榜样”在大会上朗读。
然而，沈醉对周养浩了解深刻，知道他并非表面那么简单。沈醉曾在回忆录中提到过，周养浩“总是一副若有所思的样子，仿佛在算计着什么”。事实上，这种伪装让沈醉产生了深深的怀疑。
某次集体学习讨论会上，管理所要求每位战犯谈谈自己在过去行为中的罪与罚，周养浩起身发表了一番感慨的检讨：“我的一生充满错误，但我庆幸能在今天觉醒，感谢党的教育和改造，我愿为新社会做任何贡献。”话音刚落，掌声雷动。尽管大家都认为他的话非常诚恳，沈醉却敏锐地察觉到，这段发言其实空洞无物，没有真正反思个人的罪行。周养浩轻描淡写地将自己的罪责推给了“当时的环境”或者“上级指令”，这种推卸责任的态度让沈醉开始怀疑他是否真心悔过。
除了发言，周养浩对特赦的反应也引起了沈醉的关注。每当功德林传出“战犯即将获得特赦”的消息时，周养浩总是最先表现出焦虑，虽然他总是表面上保持镇定，但沈醉发现他会偷偷打听消息，甚至私下向管理层附近的战犯询问情报。沈醉形容道：“他像一匹随时准备起跑的赛马，盯着特赦的大门，一旦有机会，就会毫不犹豫地冲过去。”
在日常的集体活动中，周养浩也时常展现出一些不自然的表现。有一次，一名战犯因检讨态度不端正被点名批评，平日里温和的周养浩，居然露出了难以掩饰的得意神色，他低下头，嘴角微微上扬，似乎内心在窃喜。沈醉察觉到这一幕，心里不禁升起疑问：“这个人，真的悔改了吗？”
而在一次集体劳动中，周养浩被分配到清扫厕所的任务。对所有战犯来说，这是一项极其厌恶的工作，但周养浩依然表现得积极，他一边清扫，一边笑着对其他战犯说：“大家别嫌脏，改造本来就是从‘洗心革面’开始的嘛！”然而，事后有战犯发现，周养浩只是做了表面功夫，实际的脏活仍然由别人完成。他巧妙地利用话术和表演，保持着“模范战犯”的形象，却没有真正付出努力。
周养浩与沈醉之间，长期存在着深刻的矛盾。两人最早的恩怨源于1949年。当时，周养浩与其他几名战犯计划通过昆明机场逃往台湾，而负责机票审批的关键环节掌握在沈醉手中。沈醉表面答应提供帮助，但实际上，他暗中泄露了周养浩等人的行踪，导致他们最终被捕。这件事让周养浩对沈醉深怀仇恨。在功德林中，他们表面相安无事，但沈醉始终感觉到周养浩对他的敌意。曾有一次，沈醉的生活物资被破坏，虽然没有直接证据，但他直觉觉得周养浩与此有关。
随着特赦名单逐步公布，功德林的气氛变得越来越紧张。周养浩坚信自己会被列入第一批名单，但当名单公布时，他的名字却并不在列。这一打击让他开始表现得越来越焦虑，并频繁地向看守打听消息，甚至开始私下抱怨改造的不公。在和其他战犯闲聊时，他愤怒地说道：“我改造得这么好，为什么名单上没有我？那些人凭什么比我先出来！”
这一行为与他之前的谦逊态度大相径庭，引发了其他战犯的质疑，大家开始怀疑他是否真心悔改。而沈醉则更加确信，这个人的伪装正在崩溃。
1975年3月19日，最后一批战犯获得特赦。当周养浩踏上前往香港的旅程时，他的内心充满期待。可当他抵达香港后，等待他的却是国民党政权的拒绝。蒋介石在病床上发出的最后指示明确表示：“这些人不可轻信，更不可接纳。”周养浩等人才意识到，自己早已被国民党政权视为“弃子”。
绝望之下，周养浩只能重新规划自己的未来。在前往香港的十人中，有人选择回到大陆，有人滞留香港，而周养浩则选择前往美国，投奔家人。最终，他在异国他乡定居，并度过了孤独与落魄的晚年。虽然他偶尔会提起功德林的经历，但他对新中国宽容的特赦政策表达了复杂的感激之情。他曾感叹：“如果没有那次特赦，我可能早已死在监狱里，更不可能和家人团聚。”然而，这份感激已来得太迟，周养浩始终未能摆脱过去的阴影，无法弥补曾经的错误。
相比之下，那些真正认清形势、愿意改过自新的战犯，如黄维、文强等人，选择留下来并用实际行动证明了自己的觉醒，过上了相对平稳的晚年生活。1990年，周养浩在美国去世，令人讽刺的是，中国驻美领事馆竟然为他送去花圈，以示哀悼。这也许是新中国对这些历史人物宽容态度的最后体现，成为了周养浩最后的慰藉。
周养浩的一生，是“机关算尽太聪明，反误了卿卿性命”的最佳注脚。他通过伪装和算计，试图获得第二次机会，但却因错误的选择错失了真正的新生。他的故事提醒我们，伪装终究无法掩盖真相，只有认清自我、勇敢面对错误的人，才能在历史中留下真正的印记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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